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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为解决楚辞疑难提供了重要资料。清华简《楚居》一篇记述了楚人的起源、发展及迁徙等情况,与楚辞有关记载也可以对读,如屈氏的来源、楚民族名号与巫咸的关系、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或印证前辈学

出土文献为解决楚辞疑难提供了重要资料。清华简《楚居》一篇记述了楚人的起源、发展及迁徙等情况,与楚辞有关记载也可以对读,如屈氏的来源、楚民族名号与巫咸的关系、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或印证前辈学者的说法,或纠正以往的不足,十分重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构成的“二重证据”,不能偏信一端,而应客观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点项目“儒家元典新证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项目编号:15BZBJ13)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代生,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师,博士,山东省泰山学者(儒学)特聘教授团队核心成员。

出土文献,每每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楚辞研究也是如此。近二三十年来公布的楚地出土资料,时代和地域都与屈原接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方便。继上博简之后,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楚简,又为楚辞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中《楚居》①一篇与楚辞的关系尤为密切,业已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今不揣谫陋,试就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初步意见。

一、屈氏的来源问题

屈原是楚国贵族,他在《离骚》首句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此表示自己出身的高贵。《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是“楚之同姓”,东汉学者王逸认为屈氏来源于楚武王:

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②

这一看法历来多无异议。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段熙仲先生对王逸注提出了怀疑,认为屈氏先祖应为熊渠的长子熊伯庸③。后来赵逵夫先生也提出了类似见解④。由于证据稍显薄弱,两位先生的观点并未得到楚辞学者的普遍认可。因之,关于屈氏的来源问题仍存疑问。近年来,楚文化资料日益丰富,李零先生曾依据出土资料对屈氏在东周时期的发展进行考索和梳理,对研究屈原先世和楚辞有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⑤。

在清华简《楚居》篇中,出现了“屈”这一人物:

至熊绎与屈,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纳尸,至今曰,必夜。

“屈”与楚先王熊绎同时出现,竹简整理者认为“此人与楚武王后裔屈氏无关”,李学勤先生谨慎地指出:“屈从简文看,是和熊绎并列的楚人领袖,于史无考。楚国后来的屈氏,据《楚辞·离骚》王逸注,源于楚武王子屈瑕,食采于屈,因以为氏,时代要晚得多。”⑥似乎也将二者区分开来。

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网友子居认为整理者的说法“当有存疑之处”,从《楚居》篇来看,楚国屈氏出自屈似更为可能⑦。田成方先生梳理了屈氏的渊源与发展,认为屈与屈氏之间“可能存在着亲属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证据”,即春秋时代的楚屈叔佗戈(《集成》11393),胡部有铭文“屈之孙,楚屈叔佗”,从拓片来看,所缺字字形与《楚居》屈之相似,因此认定“屈是屈氏之祖的可能性较大”⑧。

田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但细检楚屈叔佗戈所缺释字形,较为模糊,能否与屈相合还有待确定。我们认为,《楚居》将“熊绎与屈”两人并列,屈为楚人无疑,而且可以说明他在楚民族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才能与楚先王并称。确定屈是楚人,那就涉及了屈氏的来源问题,不过文献阙如,屈原是否屈之后还难以坐实,但这一资料将楚国屈氏的出现提到了西周之初,则确定了一非常重要的时间坐标。《淮南子·道应训》载“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高诱注:“屈商,纣臣也。”按,屈商,学者言之不详,作为纣臣,时代是商末,和屈时代十分接近。根据文献记载,楚人确实事商,并与商人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如若屈商为楚人,则可知楚人在商末曾经服侍于商纣,此点并不为奇,姜太公就有这样的经历:

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史记·齐太公世家》)

楚人可能因为及时归顺周王朝而得到封赏,如周原甲骨就有“楚子来告”的记载。但“纣为无道”,屈商的行为是“拘文王”,这毕竟是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楚居》中楚人虽然有意拉近与商人的关系(详下文),但对商纣还是避之不及,所以略而不谈曾事商纣的问题,使得屈在该篇中的出现略显突兀。

二、巫咸与楚人的关系

《离骚》言“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时。”作为人物的巫咸在商代确实存在,甲骨文即有记载。在传世文献中,巫咸往往以“古神巫”面貌出现,其时代又不可确指。顾炎武《日知录》“巫咸”条对其事迹进行了详细阐述:

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后人之所能测也,而传第三代试管选性别准确率者猥以一节概之。……若巫咸者,可异焉。《书·奭》篇:“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楚辞·离骚》所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云:“巫咸之兴自此始。”许氏《说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为神,则秦《诅楚文》所云“不显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咸为黄帝时人,《归藏》言,黄神将战,筮于巫咸是也。以为帝尧时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是也。以为春秋时人,《庄子》言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齐来处于郑是也。⑨

顾炎武以传世文献证之,所言甚是。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的《归藏》篇多次记载了巫咸事迹:

同人曰:昔者黄啻与炎啻战/(182)/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189)

渐曰:昔者殷王贞卜亓邦,尚毋有咎而攴占巫咸,巫咸占之曰:不吉。不渐於/(335)⑩

这里的巫咸,既为黄帝占卜,又为殷王占卜,可见并不能以“人”的身份来看待,应是古神巫,故能跨越多个世代。在《离骚》中,屈原力邀巫咸:“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接着悲愤地诉以衷情。“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在出土楚简中楚人就祭祀了众多的神灵,可见楚民族信仰中的泛神论倾向,正因为此,我们不禁要问,屈原为何独邀巫咸?关于此点,古代学者曾有讨论,但大多是通而论之,如清人王夫之认为“巫咸,神巫之通称”,将巫咸看做巫的代表;王邦采也说:“巫咸犹灵氛也,不可执着四字尽之。”(11)这些解释是否中的?《楚居》篇恰为正确解读《离骚》提供了线索:

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肋出,妣宾于天,该其肋以楚,至今曰楚人。至熊狂亦居京宗。

“”释为“巫咸”(12),可从。这是说丽季出生时弄断了他的母亲妣的肋骨,巫咸用楚(荆)条进行包扎,才保护了她。从简文看,楚民族之所以称为“浙江捐卵联系方式楚”,即来源于巫咸使用的“楚”条。由此可见,巫咸正是楚民族的保护神,也是“楚”族名号的“创造者”。

以往有学者认为“荆”、“楚”是对楚人的贬称,今由《楚居》观之,“荆”“楚”的称呼不仅不是贬义,还表现了楚先祖具有神性的特点。在危难之际,巫咸以保护神的面目出现,所以当笃信神灵的楚人受到困扰时,无疑会求助于这位保护神。明白此点,我们则可理解为何屈原在被疏远之时向巫咸控诉了。

以往多认为,巫咸夕降是屈原的想象之词。现在看来,巫咸很有可能被纳入楚国祀典,并有专门祭祀礼仪,“怀椒糈而要之”,这是屈原为巫咸准备的祭品,巫咸“夕降”,时间在晚上,《楚居》正记载了楚人夜祭习俗的来源。《离骚》又云“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纷其并迎。”王逸注“言巫咸得己椒糈,则将百神蔽日来下”,甚是。在楚辞中,除“巫咸”外,还有“彭咸”一词,《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的说法,可见“彭咸”是巫彭和巫咸两神巫连言。

“彭咸”在楚辞中凡七见,其中《离骚》二次,《悲回风》三次,《抽思》一次,《思美人》一次。如《离骚》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此处屈原是以民族保护神为法则,治理楚国;文章结尾处又言:“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屈原无奈之时欲追随巫咸而去,充分说明巫咸在楚人心目中地位之高。

三、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

楚人的来源是考古、历史学界探究已久且极具争议的课题。如王光镐先生指出,“就大的来源而言,有谓楚族出自北方中原的,有谓源自东方淮夷的,有谓来自西方族类的,有谓原本就是南方蛮民的,可谓东、南、西、北方,一应俱全。……不同主张纷然杂陈,已使楚族的族源成了楚国历史上最复杂莫辩的问题之一。”(13)研究楚辞,也必须弄清楚人的来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其中的文化背景,由于争议纷纭,楚辞学者在研究时往往直接采纳对自己论证有利的说法。周建忠教授主张楚辞学者参与到优生助孕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讨论中来,他对楚民族来源的各种说法进行了总结:

相比较而言,“西来说”最不可取,既无文献依据,又无考古证明,所以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东来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考古发现相悖。……而“土著说”与北来说,均有文献依据与考古发掘支撑,具有一定的理由与依据。(14)

《楚居》一篇,涉及楚人的来源问题,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清华简整理者李守奎先生主张楚人先祖自西而来:

首先,《楚居》中季连的事迹和《山海经》记载楚人其他先祖事迹一样,都来自神话传说,《楚居》是对神话传说的加工。第二,《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遥远的记忆。楚人先祖可能自西而来,逐渐南移,至晚在西周初年,就迁徙到了丹水和汉水流域。随着楚人的迁徙,这些山水地名也被他们带到了新的居住之地。《山海经》中《中山经》大都详实可考,有些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15)

楚人西来的说法,姜亮夫先生曾根据对楚辞的研究而提出,他认为:“西方则是追念祖先、寄托情感的地方,因为楚国的发祥地在西方。……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青海、甘肃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16)从楚辞来看,确如姜先生所说,屈原在很多地方都提及了西方,这里是他的“归宿”,这是我们绎读楚辞时能够深刻体会的。李守奎先生据《楚居》提出的观点,恰与姜先生所言一致。最近,江林昌先生又从神话与考古学的结合讨论中,论证了楚人西来的路线等问题(17)。虽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可以看出,《楚居》为我们提供的楚人的来源资料,还是有一定倾向性的。

《楚居》还记载了季连与盘庚后裔的婚姻关系,这是楚民族与商民族产生的联系。据此,黄灵庚先生指出:

楚人的先祖是东方的帝颛顼高阳氏,所以楚文化和商文化比较接近,楚人先祖季连……,是殷商王家盘庚的赘婿,以故楚文化与商文化多所相同,若兄死弟及而不传嫡子,若楚王如同殷王屡屡迁都、都无定所,若楚俗尚赤、尚左、尚东、尚凤贱龙等等,皆楚因承殷商礼制也。(18)

黄先生认为楚人先祖在东方,即同意楚人“东来”说;他又从《楚居》所载殷商与楚人的姻亲关系讨论楚文化的来源,意在说明楚文化中具有的商文化因素,见解新颖。

《乌克兰助孕中介楚居》记载的这段婚姻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诗·商颂·殷武》篇,武丁“奋伐荆楚,深入其阻”,殷墟卜辞也有不少南征的记录,“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隹传说的背景。”(19)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中有关季连的事迹人神参半,真伪参半,本是传说,就不必处处落实,所谓的季连见盘庚之子也就未必是实有其事。”(20)

就《楚居》而言,我们赞同两位李先生的观点,这是楚人故意拉近与商人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楚民族与商民族存在着婚姻关系,也不能求之过深。楚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王朝都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不能把一次婚姻看得太重,上引黄先生认为楚人兄终弟及、屡迁、尚左、尚赤等“皆楚因承殷商礼制”,甚至认为“以故楚文化与商文化多所相同”,笔者以为多有牵强之处:商民族和楚民族在早期发展中都是以游牧为主要方式的,而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西羌传》等文献所载古代游牧民族的情况,他们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逐水草而居”,故而屡屡迁徙;为了保证族群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而尚左亦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崇尚,如“披发左衽”等等,将游牧民族的某些共性归之于商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实不能成立。黄先生此说是对出土资料的过度“引申”。

《楚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时代发展而不断迁徙的楚民族,楚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即由西部始源地迁至中原地区,再由中原地区南下,在多次的徙居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夏、商、周民族的文化,同时也浸染了南方诸土著民族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从众多的战国楚简中仍能体味楚文化的这一特点:既有对中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保留,还有笃信神灵等巫文化的痕迹。

还需要说明的是,出土文献以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就单篇或某个问题来看,它的史料价值并不见得比传世文献更大。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以出土文献为“最高权威”的现象,不少学者比附甚至肆意修改传世文献,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构成的“二重证据”,切不能仅以出土资料为限,并“过度分析”。有关《楚居》与楚辞的结合研究也应是如此。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

②(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③段熙仲:《楚辞札记》,《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④赵逵夫:《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文史》,1985年第3期,第223-234页。

⑤李零:《“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文史》,2001年第1辑,第11-23页。

⑥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835,2011年3月31日。

⑧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9页。

⑨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9-1404页。

⑩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见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9页。按,根据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研究,秦简本《归藏》“显然是南方故楚国地区流传的本子”,我们曾对楚辞和《归藏》中的神话及传说进行讨论,认为“楚辞与《归藏》在神话、古史传说等方面的相合不是偶然的,他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屈原博闻强识,极有可能看到了《归藏》。”见代生:《考古发现与楚辞研究——以古史、神话及传说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指导教师:范毓周教授)2011年5月,第99-105页。

(11)王夫之、王邦采观点参见崔富章、李大明先生主编:《楚辞集校集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3-579页。

(12)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蒋文执笔,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53,2011年1月5日。

(13)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4)周建忠:《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的关系》,《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15)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6)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7)江林昌、孙进:《<楚居>“胁生”、“宾天”的神话学与考古学研究》,《文史知识》,2013年第3期。

(18)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19)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0)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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