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生宝宝价格多少

来源:钱江晚报把一块白色的细长布料对折,一手按住,另一手往前推,脚下踩住踏板,再松开……整齐的针脚排成一阵线列,布料随即变成一只衣领。这是“加十分服饰”三个服装厂之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将近五十位女性员工正在全力赶制两批衬衫。布料和衣物散落在地上、桌上。仔细点看,在衣料中,夹杂着小学数学作业本、小学语文教辅。再仔细一点,这些或站或坐的员工里

来源:钱江晚报

把一块白色的细长布料对折,一手按住,另一手往前推,脚下踩住踏板,再松开……整齐的针脚排成一阵线列,布料随即变成一只衣领。

这是“加十分服饰”三个服装厂之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将近五十位女性员工正在全力赶制两批衬衫。

布料和衣物散落在地上、桌上。仔细点看,在衣料中,夹杂着小学数学作业本、小学语文教辅。再仔细一点,这些或站或坐的员工里,有几个孩子,他们做

的活比较简单,只是叠放衣物,再递给身边的员工——他们的妈妈。

这座工厂全是宝妈,还允许带娃上班: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加十分服饰的主要产品是校服,而其中的工人都是宝妈。

这座工厂全是宝妈,还允许带娃上班: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衣料中夹杂着孩子们的作业本。

这座工厂全是宝妈,还允许带娃上班: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衣料中夹杂着孩子们的教辅。

这个服装厂的所有员工都是宝妈,甚至允许宝妈带娃一起上班。自2019年首次被报道后,宝妈工厂受到关注,她们已经习惯了陌生人出现,以及面对各种采访拍摄。

在暑期托管兴起之前的这些年,宝妈和宝妈工厂已经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这里有46岁服装厂老板向京艳的女性柔情,更有既当缝纫工又顾孩子的宝妈们的母爱期许。她们选择这里,是因为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身边孩子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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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入门处,员工正在剪线打包。六位宝妈里,年纪小的不过二十出头,年纪大的近五十岁。这是衣服出货前的最后一步,被称为“尾端”。因为不需要缝纫技术,没有相关经验的宝妈们总是被安排在这个岗位。

2018年,43岁的向京艳开办了这间服装厂,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宝妈。

向京艳自己曾是全职宝妈。2010年,小女儿诞生,向京艳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家庭。这段时光不长,产后两年,向京艳便开始做电商童装,由代工厂生产。

但一旦进入过全职宝妈生活,同类人的困境便很难忽略了。向京艳总是很容易辨识出她们:在超市里,她注意到一对夫妻为了结账而争执,妻子的声音带着不甘心:“要不是我在家带孩子,我一样可以出门上班,自己就能买单。”

在前川街道的一个老小区里,上下班时邻居们很容易路过向京艳的仓库,有人把电动车停在了门口。

宝妈们走进仓库,询问:“这里是服装厂吗?我能不能在这里上班?”过去,她们找工作时不放过任何机会,却总是听到各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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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变成了宝妈工厂。

这让向京艳下定决心创办宝妈工厂。而正式招工后,藏在社区活动中心里的宝妈们也出现了。把孩子送去学校后,她们聚在活动中心串珠子——这是社区打造的公益活动,不需要缴费,只需要时间和耐心。

“日子过得很无聊,没有事情做。”宝妈罗淑媛回忆,她们也会讨论找工作,但一加上“时间方便接送孩子”的条件,她们就筛选不出任何机会,“前几年,在王家河本来就不好找工作。”

后来,她们中的不少人成了宝妈工厂的员工。其中,现在成为了厂长的黄红霞和罗淑媛,代表了两种方向:黄红霞过去就在服装厂工作,进入了缝制衣物的工序;罗淑媛只有印刷厂工作经验,她选择一边在“尾端”工作,一边学习缝纫技术。

“妈妈认真是孩子的榜样”

在大女儿出生后,向京艳并没有辞职,而是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这件事成了母女两人的心结。直到今天,大女儿仍然会谈起自己是“留守儿童”,流露出对妹妹的羡慕。向京艳则会流眼泪。

受不了离开家时,孩子在身后哭着说“妈妈别走”——几位员工都有类似的回忆。而服装厂解决了这个问题。

服装厂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山脚是王家河中学,不到五百米有王家河中心幼儿园、王家河中心小学。服装厂实行弹性上下班,只要求一天工作时间达标,可以提早一点来、提早一点走。

有人早上七点半送孩子上学,顺路来到服装厂上班。这样一来,下班的时间就是傍晚五点半。

“学校下午四点十分放学,有时老师们能帮忙照看孩子到傍晚五点左右。”罗淑媛解释,尽管还是存在时间差,但因为就在学校附近,孩子可以步行到服装厂,“孩子写一会儿作业,我也就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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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厂的横幅——“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服装厂里挂着一条横幅,“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向京艳喜欢这条标语,她说:“我觉得,成为母亲的意义,就是成为孩子的榜样。”

很难用形容词概括老板向京艳的性格。她是果决的,剪了一头短发,把自己的微信号做成了服装厂的客服号,电话响个不停。她说武汉话时语速很快,不是在去往服装厂的路上,就是在去见合作伙伴的路上。她也是温柔的,短发下的圆脸饱满温和,对孩子说的重话只有“你这样,妈妈很失望”,是慢条斯理的普通话。

向京艳自己也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工作。孩子在向京艳和工作伙伴的闲聊中若有所思,“你说做生意脾气要好,你让我帮着做客服就是这个原因,对吗?”

而离开印刷厂后的罗淑媛曾和女儿比赛。她们一个来到服装厂,一个升入小学,要比一比谁能更快适应新环境。三年过去,罗淑媛成为了厂长,女儿也有了好朋友——巧的是,这些朋友也是服装厂员工的孩子。

在妈妈和员工的身份间平衡

“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多拿到点钱,多劳多得。”服装厂里,向京艳正在和宝妈们讨论把按工时计算报酬改成按件计费。

这次改革来得突然。缘起是货物的进展变慢了,向京艳观察后,发觉有人在“磨洋工”。

“只要认真做,工资肯定要比她们现在的高。”向京艳说,“我们不是做公益,也要赚钱,挺难的。”

在体谅宝妈和追求效率的平衡上,向京艳面临着挑战。

有人从外省赶来,带着孩子,向京艳愿意在满当当的服装厂里给她一份工作;过去,也有人只能在家干活,向京艳就开着车,将服装运到她家里。

更多的宝妈一边在厂里干活,一边要料理一日三餐和家务。罗淑媛爱说话,扎着高马尾辫,计算着每天该分配多少人在哪个岗位上。她精力充沛,说起一天的日程,要从清晨五点开始:洗衣服,拖地,买菜……家务活压缩在了早上。

接近中午,罗淑媛开始频频查看时间,“还有十分钟午休,你可以先问我一些问题,等会我就要回家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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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间一到,宝妈们急匆匆地骑上电瓶车。

在服装厂门口,停着许多电瓶车。午休时间一到,宝妈们急匆匆地坐上了电瓶车。

一位宝妈招了招手,她的女儿从休息室一溜小跑出来,牵过她的手,乖乖坐上了电瓶车后座。

街道上开门的饭馆不多,她们中不少人就住在服装厂附近。不到五分钟,整个服装厂就基本空了。

这天,只有四名宝妈选择了自带午餐。解开塑料袋,小笼包已经在早晨被吃掉了几个,随手一抖,剩下的都压在了辣椒酱上;被油浸软的纸盒里,早上还劲道的热干面坨成一团,随着微波炉“叮”地一声,空气中弥漫开芝麻酱极具侵略性的味道。

对一些宝妈来说,妈妈的身份还是重于员工。暑假,在负责缝制衣物的六个小组里,一个小组的桌前没有人。

“到了寒暑假,来上班的工人都会少一些,她们专心回去带孩子了。”服装厂老板向京艳说,“一个小组里有一两个人不来,工序就接不上了,干脆让整个小组都放假回家。”

独自重返家乡

宝妈们的孩子中,许多人在读三年级。十年前,正是“双独”二孩政策出台,一些家庭迎来新变化。

帮助妈妈叠衣物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三年级,个子不高。小男孩一边叠放衣领布料,一边盯着语文教辅,时不时翻页。小女孩小糖(化名)坚持叠放活计大半个上午后,找地方坐下,拿出暑假作业。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听大人们说,我有一个哥哥,但后来去世了。妈妈今年48岁了,她生我的时候,好像流了很多血,差点死掉,所以(其他人)都说我要对妈妈好。”小糖伸出手,指向她的妈妈,是一位服装厂里相对年长的员工,正在剪线包装,发丝间夹杂着白色。

尽管声音不大,但小糖并不害羞,时不时笑起来。“我的爸爸不在家,一两年回一次家。不过三年级下的时候,他在家待的时间比较久,好像有一个多星期。”

“那爸爸这次回来这么久,你高兴吗?”小糖不笑了,摇了摇头。不久后,她跑回了妈妈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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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外工作,女人返乡带孩子。这是服装厂里员工普遍经历的家庭分工。而对于已经常年习惯这种生活状态的妈妈来说,丈夫临时的回归更像是一场意外。

“线乱了。”黄红霞嘟哝着,她在罗淑媛之前来服装厂,同样成为了新厂长。黄红霞正在缝制样衣,缝纫机似乎出了些问题,针脚正平稳地出现,机器却突然停下来,抬头一看,机器上的线乱成一团。

黄红霞耐心地把它捋顺。很年轻时,黄红霞就去往武汉市区做服装工作,到现在超过二十年了。她也曾去过更远的地方,但具体是哪里,她不愿意说。

黄红霞躲避谈起过去的事,但不否认在外工作是她之前的人生轨迹,直到三十岁出头时意外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回家了。

黄红霞在武汉市区认识了丈夫,同样是王家河街道的人。大女儿出生后,黄红霞带在身边两年,然后把她送到长辈家,又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但小儿子出生时,长辈已经老了,不再有精力帮黄红霞带孩子,她只好独自重返家乡。

被问到“有没有计划过在武汉市区定居”时,黄红霞顿住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房价真高,生活成本也高。好不容易攒了钱,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又没啦……”

一抬头的目光

黄陂区原本是县级市,现在是武汉市的远城区。要从王家河街道去往黄陂区中心,几乎叫不到车,只能乘坐超过半小时一趟的公交车,末班车得赶在下午五点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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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厂的布料堆暂时成了孩子的乐园。

厂里的可供孩子们玩的场所不多,服装厂的机器和布料成了乐园,孩子们在其间穿行着。房间一角摆着将近五米长的桌子,这里同时是会议室和样衣裁剪处,地上满是剪碎的布料,无意中铺成了软和的地毯。桌子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有人蹲在上面剪裁,身边一臂不到的距离,丢着一本字帖。一个女孩自言自语:“我今天练字练够了。”她放下字帖,开始和旁边的男孩游戏。

雨后,室外的空气略带潮湿,服装厂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树木。转眼,刚才还在和妈妈说话的孩子不见了,粉色纱裙消失于一片绿色中,能听到窃窃的交谈和嬉笑声。

这座工厂全是宝妈,还允许带娃上班: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玩累的孩子玩起了手机。

只有在休息室里,孩子们最安静。大红色的“家和万事兴”海报占了大半个墙壁,这里一边是仓库,一边架子上放满了成捆的布料。十几捆布料堆在地上,远远看上去像充气的塑料游泳池。玩累了的孩子躺在上面,插着充电器看起手机。伴随着短视频的声音,他们几乎静止了,像是电量耗尽后给自己“充电”。

工作中的妈妈们基本不会主动关注孩子,一抬头,往往彼此就在眼前。这道目光,成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也包含着不同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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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妈们一抬头,孩子往往彼此就在眼前

重返家乡的黄红霞希望大女儿不要跑得太远、太折腾,“她去了武汉市区读大学。还好是武汉,我不希望她去到外地读书,到时候又谈个外地的朋友。”但她为大女儿能考入重点中学,又考入了大学骄傲。

罗淑媛则给女儿报了舞蹈兴趣班,“没有想得很长远,但是既然孩子有兴趣,就让她去试试。”

共同点在于,她们都相信,在服装厂之外,孩子的未来,比她们有着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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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宝妈们。

记者手记

解开单选题

“可以拿回来做吗?”“时间对得上幼儿园的时间不?”“地址在哪里,还招人不?”

在“加十分服饰”抖音账号的评论里,现在仍有宝妈留言询问。向京艳说,服装厂走红后,一大变化就是来找工作的人变多了,不再局限于黄陂区,远在安徽的宝妈也来了。如今,“加十分服饰”三个工厂招收了近两百名宝妈员工。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离开村镇外出务工的女性似乎总是在二选一:是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还是自己回到老家,成为全职宝妈。

把孩子带在身边外出打拼,这个选项被几位宝妈员工否决了,理由各色:加班太严重,没有时间;生活成本太高,没法负担。

而重回老家,又面临着没有工作岗位的问题。“在市区的时候,工作辞了也就辞了,总还能找到别的。”一位宝妈回忆,自己辞职生育大宝时,并没有寻找工作的困扰。

她们最终做出了回家的选择。有的是因为不再有家庭帮助:长辈老了,不能帮忙带孩子;有的则是不忍心:过去经历了和孩子分开,受不了孩子流露出的委屈。

这是她们计划外的道路,像是绕了一圈,又重新回到起点。她们依然渴望工作,工作意味着婆婆会分担家务,不用为孩子上学发愁,也不必感觉“一天什么也没做就过去了”。

搜索“宝妈工厂”,能查询到几家类似的工厂,散落在武汉、四川。也有社区或村镇尝试帮助当地妇女居家工作。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如果有更多力量参与,也许它不再会是一个单选题。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陈馨懿 文/摄 视频剪辑/柳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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