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生男孩公司(包生男孩 无效退款)

文|每日人物尚嵘峥编辑钟十五大厂严密庞大的系统里,外包员工是局外人。与正职员工有着不同的不同行动法则,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HR在面试时就给他们划定了赛道终点——转正,陈思宇直到离职才发现,那个被叫做“转正”的终点其实根本不存在。他们“曲线救国”进大厂,却在转正希望破灭之后匆匆逃离。▲互联网大厂下班的年轻人,除了正式员工,还有作为局外人的外包员工。图/网络

文|每日人物尚嵘峥 编辑钟十五

大厂严密庞大的系统里,外包员工是局外人。与正职员工有着不同的不同行动法则,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HR在面试时就给他们划定了赛道终点——转正,陈思宇直到离职才发现,那个被叫做“转正”的终点其实根本不存在。他们“曲线救国”进大厂,却在转正希望破灭之后匆匆逃离。

受歧视,难转正,外包员工逃离大厂

▲互联网大厂下班的年轻人,除了正式员工,还有作为局外人的外包员工。图 / 网络

曲线进大厂

入职阿里两个月,外包员工陈思宇忍不下去了,他要离职。

去年6月,刚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陈思宇投了阿里校招的简历。等了一阵子,打来面试电话的是阿里全球速卖通业务的负责人。全球速卖通是阿里面向全球市场的在线交易平台,相当于国际版的淘宝。

电话里,对方提供的是内容运营的岗位,负责监测管理平台全球店铺的综合销量,执行公司销售政策。看中了陈思宇的留学背景,她在电话里给陈思宇“画大饼”,承诺月薪过万,工位安排在自己对面。

陈思宇心动了。唯一扎眼的是,这是个外包职位。陈思宇对此早有耳闻。外包员工被派驻到大厂工作,但是与第三方公司签劳务合同。

大厂的庞大系统中,他们按照不同的行动法则,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比如,外包员工只能从事边缘性工作,接触不到大厂核心业务和资源,偶尔还要干寄快递的杂活,大厂的薪资福利、晋升渠道也不覆盖他们,转正更是基本无望。一句话总结外包的缺点:“对职场发展很不利”。

在知乎和豆瓣上,大厂外包的帖子里负面评论铺天盖地。有人发帖问外包派遣到网易值不值得去,得到的高赞回答是,“但凡有个像样点的职位都不要去外包,但凡兜里还有下一顿的饭钱都不要去外包!”

网上对外包一股脑的劝退让陈思宇陷入犹豫。但对大厂的执念驱使他必须进入,“我只能说,它会催人长大,对我来说唯一的点就是,可以让自己的简历更好看”。

直接进入大厂的门槛高,学历或经验不符合要求的外包工,转而选择曲线救国,比如先去大厂做外包,再慢慢找机会转正。

钱佳琳也持有这想法,去年年初进入滴滴法务部门,那时她刚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毕业不久。“如去面试正职,担心自己学历这一关都过不了。”而且这个岗位的正职不招应届生。所以当她接到外包岗位的电话时,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更让她有所期待的是,这外包职位还有未来的空间,面试她的负责人告诉她,前期更多是些流程性的工作,等上手了,会交代一些对专业提升的工作。

外包工可能会转正,也吸引着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姚逸凡。2020年8月之前,她在华为慧通的展厅接待工作,后来她受不了公司压抑的工作氛围,有了跳槽的想法。

接到猎头推荐大厂外包岗位的电话时,她起先是抗拒的:“干活的一群机器人,机械化的工作都会甩给外包”。让她真正放下芥蒂的,是这个外包职位带来的待遇:每月工资15000元,工作日早九晚六,周末双休。这让姚逸凡感慨,“平台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还有机会转正。刚入职时她才发现,自己的五险一金是按最低标准缴纳的,每月只有几百元。

最后,陈思宇接受了这份外包offer。他前后和电话那头的负责人沟通了一个月,让陈思宇做出决定的,是负责人话语中对陈思宇个人肯定的暗示,比如将他的工位安排在负责人的对面,还会直接带他。这对陈思宇来说,这意味着他自己在团队中“我很重要”,以后转正的机会也会更大。

离职后,他回头看那段面试经历,他明白了自己是被负责人的话术迷惑了。“她说你的确资历不够,所以你先进来从外包干起,干熟有经验了我马上给你提。”

工牌的区隔

很快,面试时领导画的“大饼”就在陈思宇面前碎掉了。

因工牌没办下来,每天到阿里西溪园区门口申请访客名额,然后和形形色色来阿里参观的人一起,戴着标明访客身份的橙色贴纸,挤进没有门禁也不用刷工牌的5号楼。

在大厂,有形无形的标识和符号,都在提醒员工自己的层级。不同于阿里正职员工的P和M,陈思宇这些外包员工,是以F开头的完全不同的体系。刚入职,陈思宇拿到了较高的评级F4。

他的工位从不固定,永远在游移。会议室就是工位,他要每天提前借。全组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级别是F2的外包同事在5号楼办公,他们都被阻挡在装有门禁的办公楼外。

后来他才得知,这位毕业于浙江某所双非院校的外包同事,已经借会议室独自办公了三个月,每天干的最多是收表的杂货,从来没有六点半准点下班过,“真的不知道她怎么撑下来的”。

陈思宇受不了兰州代生男孩机构借会议室办公,第一次有了不想干的想法,但他忍了下来,“真的想进组看一看”。借会议室办公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直到工牌办了下来。

当天,陈思宇刷开办公楼门禁去找自己工位,却发现不在领导的对面。这是正职员工空下来的工位,他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正式工位,因为“跟捡剩饭剩菜一样。”

然而,一切出行都要借助的工牌却是固定的。拿到工牌,陈思宇有了和正职员工一样的入门钥匙,不一样的是工牌颜色。外包员工是浅绿色,正职员工是深绿色。

工牌颜色的区别让陈思宇“不爽”,觉得把人划为三六九等,他对尊严极其敏感。于是,外包工的浅绿色工牌被他收起来,再也没戴过。

受歧视,难转正,外包员工逃离大厂

▲某互联网大厂正式员工戴着橙色工牌,外包员工戴绿色工牌。图 / 网络

平时,王雨欣也不戴工牌。她只在驻场外包公司大型活动上戴工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戴。也常常在这样的场合,为自己的不同颜色工牌感到尴尬。工牌颜色按照不同职能岗位划分,设计岗是橙色,技术岗是深蓝色,而外包员工不管什么岗位,都是统一的蓝色。正职员工的工牌上会标明姓名和部门,外包员工的工牌只有姓名。

她也进不了公司大群,没法直接收到全公司层面的通知,永远是领导在小群转发通知。有时领导很晚才转发通知或忘了转通知。有次,王雨欣按往常时间等公司班车上班,到点车却迟迟不来,她去小群里问领导,才知班车改了时间,最后只能慌里慌张打车去了公司。

月底发工资时,陈思宇发现,面试时承诺的月薪过万更像是空头支票,到头来只有九千多元。此后的过年过节,也从没收到过公司发的福利。王雨欣和她的外包同事,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司的年终奖和开工红包。

不过,在大厂某部门的姚亦凡没有为工牌烦恼过,或有可能与其所处的职位有关。她的工作性质属于给资源的一方,日常办公中级别比其他部门高,其他部门同事对她说话都客客气气。

部门的3个人,都是外包员工。上班第一天,主管就跟她们说,“我没有把你们当成外包的同学,也希望你们也不要把自己当外人”。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刚开始来一直坐临时工位,后来问题很快就被主管解决了。

局外人

工卡的权限在大厂是种或明或暗的权力象征。而对外包员工开放的权限远比正职员工少得多。如外包工牌刷不了电梯乘坐。或因没有权限,去园区另外一栋办公楼,被保安告知不能进去。

和王雨欣相同岗位的同事有9个人,全都是外包员工。王雨欣企业微信的权限只被开放一小部分,只能查看外包员工的信息。而企业微信权限和工作生活绑定,比如去食堂吃饭,她无权扫码查看新菜单。去医务室拿药,她无法扫码,只能手写登记。

陈思宇也面临过跟王雨欣同样的情况。去食堂吃饭,外包工牌刷不进去,他只能和其他外包同事点外卖,直到后来跟负责人反映才解决。对权限的限制直接降低了工作效率。比如,当陈思宇想下载数据时,每次都得让有权限的正职同事帮忙。他不愿意每次开口向别人求助,人为制造的工作效率低下也消磨着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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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大厂,外包员工的成长远不及正式员工。图 / cfp

链条上的外包员工是大厂局外人,他们被安排在头和尾,永远接触不到中间的核心环节。

陈思宇觉得,他们都是“某个环节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连螺丝钉都不如”。

进了滴滴,钱佳琳也发现实际上流程性工作比面试官说得更琐碎。合同盖章,材料归档,报销发票,给其他组的正职同事拿快递的活,都被推给钱佳琳。

外包员工的成长性远远不及正式员工。重要的工作和任务,领导只布置给同部门的管培生,钱佳琳每周例会上听着管培生汇报工作,明显感到他们在成长进步,而自己仍局限在合同盖章和发票盖章。好在她遇到一个有人情味、对下属一视同仁的直属领导,这让她略感欣慰。

钱佳琳的感受,也得到在腾讯工作的男朋友印证。“如果团队招外包的话,大家默认外包是干最苦最累的活,不会优先考虑给外包成长空间。”

王雨欣在工作中慢慢发现,自己终归不属于大厂。心理暗示下,王雨欣有意无意地和正职同事拉远了距离,“他们都是聊他们的,我们聊我们的”。工作上她直接与上级领导对接,同事间也更多和外包同事接触。

卑微感在陈思宇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外包的身份成了他的负担。端午节公司食堂办包粽子比赛,所有员工都能参加,陈思宇不敢去。他怕走到食堂门口被人拦住,“对不起,外包同学不能参加”。

外包身份带来的刺痛,有时也会来自公司的正式员工。比如在滴滴的内部论坛,就有员工发帖问,“凭什么外包的人也可以看内网?”被外包员工看到了,他们愤愤不平,“外包都是干的最苦最累的活,为什么不能看?”

难以兑现的转正

面试时HR承诺的“有机会转正”,进入职场赛道后,他们发现不容易兑现。

为了转正,有的外包员工付出比正职员工更多的努力。曾在网易游戏部门做过正职的安左贤注意到,自己每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外包同事早就在工作了,晚上十点多下班,外包同事还没走。部门安排工作任务时,外包同事也总是多领一份。

安左贤同部门30多人里有一半是外包。在他看来,“外包都是一些比较差的学校”,但日常工作中,他看不出外包同事能力上比自己差。

他毕业于上海一所985高校,通过校招进入的网易,和一起校招进公司的同事更熟络,对外包同事的了解仅限于工作对接。

但很少有人跑到终点,甚至那个被HR划定的叫“转正”的终点,根本就不存在。

王雨欣一开始就是奔着赛道终点去的。等她进了后发现,自己被一股危机感笼罩,外包员工随时被辞退。之前公司砍掉了两个项目,外包员工也跟着凉掉的项目走了,因为合同里写明,项目截止员工只能调岗,不接受调岗就算放弃工作机会。

有同事因业绩连续三个月下滑后,被辞退了。她逐渐学会自己判断业务发展前景,业绩下滑得厉害时,被辞退的警报就会在心中打响。临近年底,教培行业的淡季,加上公司教育产品涨价,业绩成倍下滑,王雨欣和其他外包同事默默发简历,自己主动辞了职。

受歧视,难转正,外包员工逃离大厂

▲晚上11点,聚集着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大厂的北京西二旗,一名年轻人刚下班。图 / 肖睿

一位百度的前正职员工告诉每日人物,他身边的两个外包朋友,其中一个每月都申请转正,申请了三年也没结果,另一个每天早上9点上班,凌晨1点下班,干了五年还是转不了正。

“外包员工对公司来说就是廉价劳动力,即使空出head count(职位),也更偏向招经验丰富的社招员工”,上述百度前员工说。

在通往转正的道路上,陈思宇中途退了赛。入职快两个月,公司空出了个正职岗位,他提出申请,但面试时被一个大佬级负责人刷掉,没拿到转正offer。看不到希望,陈思宇给直属领导递交了辞呈。

钱佳琳也一度以为自己快跑到终点了。直属领导开始教她做专业性强的工作,如直接处理公司法务。在钱佳琳看来,领导让外包员工接触核心工作,应该预示着离转正不远了。

可转正的希望还是破灭,直属领导突然离职自己当了老板,新领导对外包员工不重视,流程性工作再次占据她的日常。失落之后,钱佳琳选择离职。辞职时她才听领导说,滴滴每月付给自己的薪资是12000元左右,其中外包公司从中抽成3000元左右。

外包不写进简历

从大厂出走之后,外包员工们迫切撕下贴在“外包”标签。在就业市场,外包经历不受待见。许多大厂HR看到应聘者简历上有外包经历,都会自动筛掉。

姚逸凡说,自己有个在华为时级别比她高的同事,跳槽到阿里做外包后一直想转正,总是转不进去,卡着她的就是这段外包经历。

找新工作时,陈思宇彻底不考虑外包职位了。他把阿里的外包经历从简历上抹去,对外也从不提这段经历,只有家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外包没面子,自己干得也不开心,没必要公开说”。他解释道。后来他找了一份新工作,是在上海一家电商外企做产品市场。

阿里的外包经历让陈思宇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和尊重。在新工作岗位上,自己在招实习生时,他告诉自己,“不要觉得你高人一等,要平等对待”。最近他听说,当初自己离职时空出的名额有外包员工补了进去,那个员工前不久也离职了,“还是没转正”。

如今已跳槽到小公司的钱佳琳,坦言自己不介意外包的身份,而是更看重工作内容,青睐能学到业务、对自己职业成长帮助大的职位。

她把互联网大厂的高强度工作当做是一种锻炼。在滴滴,她所在的法务部门每年要经手一千多个法律事务,最多一次一天同时处理了五六个工作任务。

“这种工作量和工作强度,让我以后跳槽到其他公司后,在工作上可能都不会有太大障碍”。等来到现在这家小公司才发现,整个公司每天的工作量,比不上她在滴滴时自己一个人每天的工作量的一半。如果重新选择,钱佳琳还是会去滴滴做外包。

王雨欣离职后,等接到网易HR电话,说要招课程顾问和幼儿老师的外包职位,她直接拒绝了。做外包的一年多时间,王雨欣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一直在帮正职员工晋升。她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能力很差啊?”

即便如此,王雨欣还是给自己的这段外包经历打了60分,“虽然体验感不好,但也不算白体验,起码知道以后不要找外包”。

姚逸凡还坚持朝着赛道终点跑。她对职业的未来充满憧憬,也感受到了被团队需要的感觉。去年底发年终奖时,主管还专门给姚逸凡分析来年的转正机会。6个月过去,她仍在等待那个转正机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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